#历史讲坛#

前言

1936年，张学良听说董健吾打算把三个孩子送往苏联，他没问孩子是谁，直接说道：“这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我来承担。”说完便拿出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。

张学良并不知道的是，这里面有两个孩子的身份可不简单。

杨开慧生产困难，毛泽东忙着为工人奔走。

毛岸英出生时，他的老爸毛泽东不在身边。

眼看着孩子就是不肯出来，杨开慧被送去了湖南长沙湘雅医院。她本来身体就有点虚弱，所以对预产期特别上心，可等到预产期过了，肚子里的宝宝却毫无动静，大家这才意识到可能出麻烦了，搞不好是难产。毛泽东也是想陪在妻子身边，但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忙。

这会儿的毛泽东正忙着什么呢？为了工人，他到处奔走，真是舍小家为大家。为了领导长沙的泥木工人罢工，他在与湖南的军阀们斗智斗勇。

这次运动，毛泽东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能吃上饭、穿暖衣。为此，他和战友们，还有6400名长沙泥土工人，足足坚持了20多天。

其实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那些生活艰难的工友们争取点儿钱。那时候物价是一路上涨，可工头们却还在一层层压榨工人。工人们拼命劳作，有时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。

毛泽东那边还在忙着斗争，而杨开慧却在医院里痛苦不堪。经过医生检查，发现需要做剖腹产手术。因为毛泽东身在外地，作为家属的李振翩及时决定代签字，还亲自参与了接生的工作。

李振翩和毛泽东相识多年，曾一起参与过“驱张运动”。他深知毛泽东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在外辛劳，因此必须好好照顾杨开慧，让毛泽东能安心无忧。

罢工胜利的第二天，正是毛岸英出生的那天，毛泽东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去探望自己的妻子和儿子。

毛岸英两岁的时候，就跟着爸爸妈妈走南闯北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为了保住家人，毛泽东悄悄把妻儿和保姆孙嫂送回了长沙的板仓，自己则在那儿继续指挥秋收起义。

随着毛泽东的革命势头越来越强，湖南的军阀们越发气急败坏。他们试过抓住毛泽东，但始终没能如愿。气得他们忍无可忍，最后就把目光盯上了毛泽东的妻儿。

在毛岸英八岁生日那天，杨开慧还在梦中琢磨着怎么为儿子庆祝，结果家里的门突然被人强行推开，接着闯进来的人把屋里所有的人都捆得结结实实地抓走了。

为了避免麻烦，军阀们当天就对杨开慧等人施加了严酷的刑罚，在重压之下，杨开慧始终坚守信念，毫无松口，最后英勇牺牲。

在离开牢房之前，杨开慧久久凝视着孩子们一眼，孙嫂感同身受，紧紧搂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。毛岸英目睹这一幕，也忍不住放声痛哭。剩下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还不知道母亲这次的离去，意味着真正的生离死别。

杨开慧牺牲后，过了十多天，孙嫂他们才终于获救。孙嫂立马带着孩子回到了板仓。

为了逃避敌人的追击，孙嫂回到了老家。毛岸英自告奋勇，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，带他们去了上海，后来毛岸龙不幸夭折了。

毛岸英和他的兄弟们一直流浪，直到1936年才被地下党找到了。

董健吾与张学良的缘分颇深，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毛泽东的儿子安全离开。

1936年初，宋庆龄派董健吾去陕北送一封机密信，收件人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。

宋庆龄之所以看中董健吾，是因为他在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的特科工作，并且早已入党。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外人都以为他只是上海彼得教堂的牧师。

后来，董健吾又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要充分利用这层关系，办一个幼儿园，专门收留那些在上海的革命烈士遗孤，还有党的领导人留下的孩子们。那时候，毛岸英也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。

这样一来，宋庆龄对他的信任也就合情合理了。

宋庆龄写信可不是随便的，因为国民党高层要与中共谈判的消息是通过宋子文传到她那儿的。所以，宋庆龄才动笔写信，并一再叮嘱董健吾，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毛泽东或者周恩来。

可是，路上大雪纷飞，山路难行，他没办法，只好请求张学良帮忙，最后少帅亲自开车把他送到机场，还贴心地为他安排了专机，这样一来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
2月27日，董健吾一到陕西瓦窑堡，就受到了热情款待。等他把来意说清楚后，博古告诉他，毛泽东大南瓜同志现在在山西石楼，而周恩来同志也不在瓦窑堡。不过，他可以帮忙转达电报。

董健吾完成任务后，在瓦窑堡呆了一段时间，向林伯渠提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，毛岸英和毛岸青，已经被他收养，现在住在他在上海的家里。

林伯渠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就想代表毛泽东表达感谢。

董健吾问林伯渠，能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，关于要不要把孩子们送到陕北。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觉得现在陕北的条件不太理想，还是让孩子们暂时留在上海比较好，等过段时间再看吧。

3月4日，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联合给博古发出了电报。

次日，董健吾带着电报离开，开始了他的归途。

接着，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，重新联络与中央脱节的上海党组织。

冯雪峰一到上海，就先住在鲁迅那儿，待了几天后，他又去了宋庆龄的地方。后来，冯雪峰跟董健吾透露，早在他来上海之前，林伯渠就已经告诉过他，毛主席已经知晓他的孩子在董健吾家里，因此他对董健吾非常感激。

不过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想了想，最终觉得把孩子们送到陕北并不必要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就把他们送到苏联吧。几年前，苏联承诺过，会接收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，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孩子，而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正好符合这个条件。

4月，经中共中央同意，宋庆龄再次请求董健吾，希望他能把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和医生马海德护送到陕北苏区。

到了西安之后，董健吾去拜访了老朋友张学良。这次，张学良依旧热情款待他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张学良也知道董健吾对古玩鉴赏有一定的研究。

张学良本人也对瓷器情有独钟。饭后，他让赵一荻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，让董健吾好好鉴赏一番。董健吾的鉴赏水平相当高，一眼就看出了好几个假货，而这些假货可是张学良花了不少钱买来的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随后，董健吾还教了张学良几招鉴赏古玩的技巧。

有一天，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，期间董健吾注意到他的饭量明显减少，脸色也显得不太好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才知道原来少帅手中有一套珍贵的明代青花器，以及一件杯盘壶瓶，他一直很爱惜这些宝贝，结果在空运到西安时，被那几个笨手笨脚的勤务兵给不小心摔坏了。

董健吾听了张学良的话，心里默默记下这事儿。他可没闲着，直接去了家熟悉的古玩店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。没多长时间，这套瓷器就送到了张学良手里。收到礼物的张学良夫妇激动得简直控制不住自己，心想着一定要花大价钱把这套瓷器买下来，没想到董健吾却不停地推辞。

后来，董健吾急着要回上海，张学良得知这事儿后，特意为他摆了一桌宴席，准备好好送行一番。

张学良出钱把三个孩子悄悄送往苏联。

吃饭的时候，张学良还问他有没有什么需求，董健吾就说，如果能停下内战，大家齐心对付日本，那他的心愿就成了。

张学良连忙点头，他脑海里想着几天前的瓷器，接着又问董健吾有没有别的需求。董健吾见他这么真诚，心里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又想起冯雪峰之前说的事。要是有张学良的帮助，那可真是事半功倍！于是，他鼓起勇气说，他有三个小学生，其中两个是他抚养的革命子弟，还有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几个孩子现在还在休学阶段，不过在上海他们的情况比较麻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能把这几个孩子送到苏联去上学，将来能回国为国效力。

张学良心里本就想着回报对方，眼下有了这个机会，自然不能放过。

董健吾告别了张学良夫妇，回到上海后没多久，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得知张学良已经到了上海。他兴奋得不行。张学良还带来了个大好消息，准备兑现之前的诺言。于是，他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咖啡馆见面。

其实，张学良这次出门也是有计划的。他原本是要去南京开会，会议一结束，想着离上海不远，干脆就顺道去看看自己的老部下李杜。提到李杜，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情，之前李杜提过想去苏联，那边想召集一些散落在远东的旧部，等时机成熟再一起并肩作战。

提到苏联，张学良突然想起之前答应过董健吾的事。于是，见到李杜时，他先表示同意了李杜去苏联的请求，并保证会提供支持，只希望他能尽快出国。同时，张学良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希望李杜在离开时能把三个孩子带走。对于这些要求，李杜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再说董健吾这边，尽管张学良已经点头，毛泽东之前也同意过这个事情，但把毛岸英他们带走可不是小事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事得请示一声，最终还是决定向地下党组织汇报，请他们指示一下。最后，组织上派了刘仲华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董健吾和他的伙伴来到了一家法国咖啡馆。一进门看到里头空荡荡的，他们就心知自己来的太早了。于是，两人就点了咖啡，慢慢等着其他人。

没过多久，张学良和李杜一块儿走进了咖啡馆。四个人开始互相介绍自己的身份。

张学良很抱歉自己不能带他们去自己那儿，他这回来上海是偷偷摸摸的，不方便让别人知道，只能约在咖啡馆见面。接着，他又说了这次来这里的目的。

最近，李杜将军要去一趟苏联，表面上是考察，其实是为了重新组建当初撤回苏联的抗日义勇军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他想让李杜把这三个孩子也带过去，不知道他们对此怎么看。

董健吾和另一个人都点了点头，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。张学良接着说：“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我来解决。”说完，他就拿出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。

张学良心里没想到的是，实际上那两个孩子的身份并不简单。

张学良对董健吾说，快点整理，把孩子们尽快送到李杜家里，准备好出国的事宜。

聊完后，四个人就各自散了。

董健吾回去后也开始忙碌，他要赶忙安排孩子们出国的事。为此，他给每个孩子买了一个小皮箱，还准备了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接着又整理了些衣服。

一切都准备好后，董健吾便把毛岸英、毛岸青和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了李杜家。

不过，不能光把孩子全交给李杜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他们也得能帮上忙。最终，上海地下党又把杨承芳派了过去，让他护送这三个孩子。

七月份，李杜费尽心思终于办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一行人就离开了上海，到了八月初顺利抵达了法国的马赛。

接着，他们又搭火车直奔巴黎，安顿好之后，立刻赶往苏联驻法领事馆申请签证。起初，他们觉得这事儿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没想到竟然遭到了拒绝。

没想到李杜他们还是被曝光了，日本的情报人员一获知情况，立马向上级汇报。结果，日本方面直接向苏联提出了抗议。为避免得罪日本，苏联只能无奈拒绝他们的签证申请。不过，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苏联那会儿正忙着搞大规模的肃反，所以才不肯办理。

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李杜他们在巴黎呆了好几个月，当然不是在那闲等。他们抓住这个机会，让这三个孩子学习外语。

不过，这样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根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关。急得不行，杨承芳去找了中共在巴黎的报纸编辑部，希望他们能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，带个消息：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苏联，希望苏联方面能尽快给发签证。

这个办法还真是常见，没多久签证就送来了。不过，李杜那伙人还是被拒绝入境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的西安事变震撼了全国，李杜他们根本没心情继续待下去，迅速收拾好行李赶回上海。之后，毛岸英他们被康生接到苏联的莫斯科，送到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，那一年，毛岸英刚满14岁，毛岸青也13岁多。

毛岸英从小就爱学习，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珍视。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出色，不仅俄文说得很流利，还掌握了英语、德语和法语。后来，他还给延安的《新中华报》写信，介绍了苏联的情况，同时也把中国的情况反馈给了苏联。

陈赓去看望董健吾，二人聊得甚欢。这次见面让他们回忆起过去的点滴，分享了各自的近况。陈赓关心董健吾的身体，询问他最近的生活，董健吾也坦诚地谈了想法和感受。两人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交流中愈发深厚。

1960年6月，转眼25年过去了，斯诺又回到了中国。虽然时间已久，他对往事仍记忆犹新，尤其是那些曾给予他帮助的人。当他向毛泽东提及想见“王牧师”的事，大家都摇摇头，不清楚这个人的去向。后来通过浦化人，中央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，竟然发现“王牧师”就是董健吾。

次年2月，董健吾依旧在上海以推拿为生，过着平常的生活，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接到了国防部办公厅的电话，里面的人让他去锦江饭店对面的那栋小楼。起初，他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照着去的。进了门后，他才发现原来是陈赓将军过来看他。

陈赓见到董健吾的那一瞬间，激动得心里直扑腾，立马上前紧紧抱住这位昔日战友，满心感慨地说道：“我这趟是受中央领导的委托来看看你的……”最后，董健吾就顺利应聘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，担任起参事的职务。